明代北方制瓷业如同一位迟暮的英雄,缓缓步入其衰落的黄昏。窑场的数量宛如秋风中的落叶,日渐稀少,分布的范围也悄然萎缩,唯有钧州窑业,宛如一盏不灭的灯火,在钧台窑址、神屋窑区和扒村窑区顽强地燃烧着,凝聚着最后的辉煌。
自元末至明代初年,钧窑犹如一位坚韧的工匠,依旧默默耕耘,闵庄窑址中发现的遗存,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明初的钧窑,孕育出了一类尤为珍贵的瑰宝——外红釉内天青釉的器物。釉面上,乳浊状、雾状灰白斑交织,如同晨曦中的薄雾,朦胧而神秘。而那些施釉到底、足端平切、足壁矮宽、修足规整的器物,更是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透露出匠人们对高品质的不懈追求,它们无疑是专为皇室打造的御用之物。
从宣德时期起,钧州与磁州、真定府曲阳县一同肩负起了为内府供应库和光禄寺烧造瓷瓶坛缸的重任。正德《大明会典》与万历《大明会典》中的记载,如同历史的回响,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岁月。钧州每年烧造的各式瓶坛缸数量庞大,正德年间记为17284个,万历年间则增至18250个,虽略有出入,却共同见证了钧窑的繁荣与贡献。
然而,随着景德镇窑业技术的日益精进,其颜色釉技术如同破茧成蝶般蜕变,逐渐成熟,终于能够替代钧台窑的产品。于是,钧台窑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如同落日余晖般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与优势,但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璀璨篇章,却如同永恒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华陶瓷文化的天空中。
